刘茗溪个人简历

❶ 想给儿子取个名很纠结…父母要找算命的起名字 （刘湘 刘廷晔）这两个是两个算命的起的 刘茗皓

姓名学是中华民族文化学问学术的脉承之一，是中华民族以姓氏文化与名字文化为根基，是人们以血脉传承为实用的社会人文标识、交流工具、延续载体的学问学术。是以人为根，表达、传播、交流、研究人、物、事、业的能量的延续，是以人为本逻辑思想学的分类、来源历史、型态改变、地理分布、文化意涵等的一门学科，在民间也广泛流传不怕生坏命，就怕取错名，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的说法。可见姓名对人生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姓名对人生的影响可以分成外在影响与内部影响，外在影响表现为名字的读音形状，意义。内部影响表现为名字对生辰八字以及命运的损益程度
外在影响：（1）名字读音要好，名字之间避免谐音，同音，如刘产（流产），范统（饭桶），谢丽婷（泻立停），这几个名字虽然表面看起来读音还不错，但是由于谐音，所以如果用这样的名字小时候上学容易被同学当笑话取笑，长大工作也容易被领导，同事取笑，难免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自卑或是引发同学同事之间的不合。
（2）名字形状要好，书写方便，忌用奇形怪状的名字或是不常用的字，很多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要取独一无二的名字，如张鬃鞴，这样的名字不利书写，由于不是常用字，很多人也不认识，刚入学，老师恐怕还要查字典，长大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或是从商，发求职简历，在升职，好岗位调动或是寻求商机时，当领导，生意合作伙伴看到两个实力相同，一个是名字好叫，而一个是叫不出口的，会优先选谁就不用多说了。
(3)名字的意义要好，要有内涵，有实际的意义，避免歧意，藏凶机，例如刁克国，蓝克华。由此可见名字的读音，形状，意义要是没选择好会间接的一定程度或是很大程度的影响到个人的命运。名字应以普通话的音形意为准，不能以各地区的方言来衡量，因为宝宝长大后不可能就一定只在当地，而且在学校，公共的场合，单位也都以普通话来叫。
内部影响：（1）名字的五行要对八字能起到补益作用，要根据八字的五行旺衰程度来取，比如一个八字金旺木衰或是缺木，金克木为财，木就是此八字的财，那就需要补木，可以取五行属木的名字来弥补八字木的不足，但是如果八字金旺缺土，那就不能补土，因为土是生金的，金本身已经很旺，再补土就是旺上加旺，物极必反，非但对八字无益，还容易多灾，破财，疾病。
（2）要根据整个八字指迷算命的阴阳偏枯程度来取，男为乾，女为坤，男为阳，女为阴，一个男命八字如果是全阳或者是阳多阴少的，取的名字就应该以中性为佳，不能太过霸气，太过阳刚，太过霸气阳刚的就容易造成性格上的过刚，从而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影响人际关系。男命八字如果是全阴的或者是阴多而阳少的，就应该取霸气的名字来补八字的柔弱，增加阳刚之气的不足。女命同理。
（3）要根据三才五格数理五行的吉利数来取，三才是指天、地、人三格数理。三才数理五行相生相克，决定人的综合运势，关系事业成功率之高低，在姓名数理中占有重要地位。五格是指天格，地格，人格，总格，外格。
（4）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种根据生肖来取名的，例如属牛，羊，马的宝宝名字中要带草字头或者是草字旁，生肖属鸡的宝宝名字中要带米字旁等。
备注：姓名学中字的五行属性以康熙字典为准，按繁体字的比划计算字的五行属性，不是水字旁的字就一定五行属水，不是火字旁的字五行就一定属火，具体字具体分析。比如：

忄（心），竖心旁，按心字计，为四画

氵（水），三点水，按水字计，为四画

犭（犬），犬字旁，按犬字计，为四画

礻（示），半礼旁，按示字计，为五画

王（玉），斜玉旁，按玉字计，为五画

艹（草），草字头，按草字计，为六画

月（肉），肉字旁，按肉字计，为六画

辶（走），走马旁，按走字计，为七画

阝（邑），右耳旁，按邑字计，为七画

扌（手），提手旁，按手字计，为四画

阝（卓），左耳旁，按卓字计，为八画

爿 4划、牙 4划、瓦 5划、甘 5划、臼 6划

❷ 本人喜得一男宝，姓刘 望大家给想个刘什么赫或刘奕什么，刘什么溪的好听名字

排辈分的字？？？

❸ 刘春草的艺术履历

刘春草，祖籍广东顺德，原名颂耀，号竹园，1925年生，祖父在容里村当私塾先生，后在上街市经商。刘春草少年时在顺德容山书院求学，当时校长陈东海是颇有名气书画家，而颇有书画艺术天分的他，受到陈东海的教诲和学校艺术熏陶对书画艺术产生兴趣，陈东海先生成了他的书画艺术启蒙老师，容山书院则是他成长摇篮。
上中学时，刘春草父亲在广州经商，他随父亲到广州求学，他父亲是位殷实富商，本人也爱好书画艺术，乐于结交书画界朋友，刘由于经常随父左右，聆听前辈谈论书画要领，遇上雅集挥毫，刘春草总是自动做磨墨张纸，静观前辈的笔墨功夫，他父亲也买些名家书画精品供其参考。
渐渐刘春草有了一些书画基础，有时与名家合作从中得到直接启迪，清末太史桂南屏还收刘为门徒，研习书法，有时还由刘春草代笔桂太史署名。太史看好刘春草是位可塑之材，于是举荐他向岭南画派宗师陈树人学画，陈一向不收徒生，但由于他与桂太史是姻亲关系，碍于情面收了刘为弟子，刘春草成了陈树人一位的入室门徒。
弱冠之年的刘春草，书画艺术得到名师指点进步很快，抗战胜利后，广州经济萧条，但刘春草作品在广州展出时，所卖出作品的款能买到一套民房。广州解放前夕，应香港中文学院之邀，在港任教，在一次书画展出中，一位马来西业的教育界官员，甚为欣赏刘春草之作品，聘他到北婆罗洲从事教育工作，从此在北婆罗洲（今称沙巴）成为一员马来西亚华侨。旅居马来西亚近半个世纪岁月里，他是该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踏入中年游历了大半个世界，曾到东南亚、欧美、澳大利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办画展，在西澳大学边讲学，边采风边创作，用1年多时间环游澳大利亚。在美国应加州大学之邀任教，其作品成为该校陈列收藏品。
此外，美国之三藩市、纽约及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艺术馆、博物馆、文化机构都有珍藏刘教授的作品。北京人民大会堂也收了2幅作品，较早期的《月是故乡明》，最近的《天下第一峰》都反映他的爱国爱乡之情，《天下第一峰》是刘教授以尼泊尔写生时为蓝图大型作品，画幅有20多平方米，表现出中华民族气派和中国人的人格。
刘老也是一个全才式的国画家，无论花鸟、山水、人物以及各类动物他都擅长，都各具其美。作为岭南画派宗师陈树人先生的一位弟子，刘春草教授的艺术成就未与关山月、黎雄才和杨善深等人齐名，国际上还得过国家级的最高荣誉，如1999年韩国亚细亚艺术展，获最高奖项——亚细亚奖，同年马来西亚沙巴州个人画展，首相马哈迪向他颁发政府元首B.S.K勋衔。他旅居马来西亚60多年，在海外充当了一位宣传和弘扬炎黄文化的使者。近些年，他较多在新加坡、香港、澳门以及珠三角地区举办画展。作品《天下第一峰》送去人民大会堂收藏

❹ 白居易简历（简要些）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白居易写过的诗有：
《池上》 《买花》 《轻肥》 《忆江南》《 卖炭翁》 《自河南经乱…》《 长恨歌》《 暮江吟》《 白牡丹》《 问刘十九》 《钱塘湖春行》 《琵琶行》《 寄微之三首》《 上阳白发人》《 赋得古原草送别》《 送兄弟回雪夜》 《和元九悼往感旧蚊帱作》《 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后宫词》

❺ 白居易诗歌主题和简历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白居易写过的诗有：
《池上》 《买花》 《轻肥》 《忆江南》《 卖炭翁》 《自河南经乱…》《 长恨歌》《 暮江吟》《 白牡丹》《 问刘十九》 《钱塘湖春行》 《琵琶行》《 寄微之三首》《 上阳白发人》《 赋得古原草送别》《 送兄弟回雪夜》 《和元九悼往感旧蚊帱作》《 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后宫词》

❻ 秋馑烈士简历

中文名
秋瑾
外文名
Qiu Jin
别 名
初名闺瑾，乳名玉姑，字璇卿，号旦吾，改瑾，字竞雄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福建省云霄县
出生日期
1875年11月8日
逝世日期
1907年7月15日
职 业
女权运动家、民主革命家
毕业院校
青山实践女校
主要成就
中国首位女权运动者[2]
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象征[6]
辛亥三杰之一
代表作品
《秋瑾诗词》、《秋女士遗稿》、《秋女烈士遗稿》、《秋瑾集》
就义之地
浙江绍兴轩亭口
参加组织
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
配 偶
王廷钧
子 女
王沅德，王灿芝
坟 墓
浙江省杭州
笔 名
鉴湖女侠、秋千、汉侠女儿、白萍
目录
1 人物生平
▪ 燃情岁月
▪ 革命生涯
▪ 从容就义
2 主要成就
3 人物评价
4 轶事典故
▪ 墓葬后记
▪ 秋瑾看戏
▪ 夫妻关系
▪ 中国女报
5 家庭成员
6 关联作品
▪ 个人诗词
▪ 夫妻合传
7 后世纪念
8 人物故居
▪ 绍兴故居
▪ 双峰故居
▪ 湘潭故居
▪ 株洲故居
▪ 云霄故居
9 艺术形象
▪ 文学形象
▪ 影视形象

人物生平编辑

燃情岁月
秋瑾，生于1875年11月8日（光绪元年十月十一），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出生于福建省云霄县城紫阳书院（七先生祠）。[7] 另1916年修的湘乡《上湘城南王氏四修族谱》载：“王廷钧配秋氏，字瑾，寿南公女。清浩封夫人，光绪三年丁丑十月十一日卯时生，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月初六辰时殁浙江
秋瑾坐姿照
山阴县，葬西湖，有碑亭。子，沅德，出抚一半子麒为嗣。女，桂芳。”[8-9]
1894年，其父秋信候任湘乡县督销总办时，将秋瑾许配给今双峰县荷叶镇神冲王廷钧为妻。1896年，秋与王结婚。王廷钧在湘潭开设“义源当铺”，秋瑾住在湘潭，也常回到婆家。[10]
秋瑾在婆家双峰荷叶时，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情同手足，亲如姐妹，经常集聚在一起，或饮酒赋诗，或对月抚琴，或下棋谈心，往来十分密切”。后来3个人被誉为“潇湘三女杰”。[11]
1897年6月，秋瑾生下第一个孩子王沅德。[9-10]
1900年，王廷钧纳资为户部主事，秋瑾随王赴京。不久，因为八国联军入京之战乱，又回到家乡荷叶。次年在这里生下第二个孩子王灿芝。光绪二十九年，王廷钧再次去京复职，秋瑾携女儿一同前往。[10]

革命生涯
1904年7月，不顾丈夫王廷钧的反对，冲破封建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入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常参加留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集会，登台演说革命救国和女权道理。[12] 秋瑾除在校学习外，还广交留学生中的志士仁人，如周树人（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在此期间，秋瑾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曾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作为开展妇女运动的团体；和刘道一、王时泽等十人结为秘密会，以最终打破了桎梏在身上的封建枷锁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创办《白话报》，参加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10]
在日本主编《白话》月刊过程中，孙中山建议她可“依据此特长，利用宣传工具，报告时事，解决实事，效果越直接越迅速越好”。秋瑾一贯以提倡女权为己任，她说“女学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欲求男女平等，“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13] “仿欧美新闻纸之例，以俚俗语为文，……以为妇人孺子之先导”。她以“鉴湖女侠”等笔名，在杂志上发表了《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抨击封建制度丑恶，宣传女权主义，号召救国。她写道：“诸位，你要知道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总要求己为是。当初那些腐儒说什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
秋瑾纪念雕像
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它反对。”“但是从此以后，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的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的事情，尽力去做，……我们自己要不振作，到国亡的时候，那就迟了”。字里行间，充满了女权解放的激情。[14] 秋，继入青山实践女校，并在横滨加入了冯自由等组织的三合会。
在日语讲习所毕业后，报名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的清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随即回国筹措继续留学费用。1905年，秋瑾归国，春夏间，分别在上海、绍兴会晤蔡元培、徐锡麟，并由徐介绍参加光复会。徐锡麟、秋瑾先后加入光复会后，国内革命形势有了迅速的发展。[10]
1905年7月，秋瑾再赴日本，不久入青山实践女校学习。由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在留日学习期间，她写下了许多革命诗篇，慷慨激昂，表示：“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1906年，因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愤而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先在绍兴女学堂代课，3月，往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校任教，发展该校主持教务的徐自华及学生徐双韵等加入同盟会。暑假离职赴沪，与尹锐志、陈伯平等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系敖嘉熊、吕熊祥等运动长江一带会党，准备起义。萍浏醴起义发生后，她与同盟会会员杨卓林、胡瑛、宁调元等谋在长江流域各省响应，并担任浙江方面的发动工作。到杭州后，与将去安徽的徐锡麟约定，在皖、浙二省同时发动。此时她在杭州新军中又发展了吕公望、朱瑞等多人参加同盟会与光复会。不久，萍浏醴起义失败，接应起义事遂告停顿。[9]
同年秋冬间，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回到荷叶婆家，在夫家取得一笔经费，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其实是秋瑾“自立志革命后，恐株连家庭，故有脱离家庭之举，乃借以掩人耳目。”
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提倡女权，宣传革命。[10] 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并为该报写了《发刊词》，号召女界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9-10]

从容就义
旋因母丧回绍兴，秋瑾又先后到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这时大通学堂无人负责，乃应邀以董事名义主持校务。遂以学堂为据点，继续派人到浙省各处联络会党，自己则往来杭、沪间，运动军学两界，准备起义。她秘密编制了光复军制，并起草了檄文、告示，商定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响
湖南双峰县女杰广场秋瑾雕像
应，诱清军离杭州出攻，然后由绍兴渡江袭击杭州，如不克，则回绍兴，再经金华、处州入江西、安徽，同徐锡麟呼应。原定1907年7月6日起义，后改为19日。[9]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其弟徐伟的供词中牵连秋瑾，事泄。[9] [17-19]
1907年7月10日，她已知徐失败的消息，但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不吐供，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对。[9]
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仅32岁。[9-10]

主要成就编辑
1904年，秋瑾积极参与活动，演说革命和女权，开展妇女运动团队，结秘密会创《白话报》，为民主革命与妇女解放起到先锋作用。
1905年，秋瑾负责浙江革命发展，为中国同盟会在浙省革命宣传展开道路。
1906年，秋瑾两次大幅度扩充同盟会会员，此后不少成员成为同盟会中坚；承担长江一带起义筹备，为同盟会革命工作与添砖加瓦。
1907年，秋瑾创办《中国女报》，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总负责浙省各处起义工作，编复军制，商定完成革命起义大业，为同盟会革命工作肩负重大要务。[4] [21]

人物评价编辑
秋瑾是华夏杰出先烈，民族英雄。[1] 蔑视封建礼法，提倡女权，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早年学习经史、诗词，善骑射。[1] 她与吕碧城被称为“女子双侠”[22-23] ，与唐群英被后人誉为“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5] ，与唐群英、葛健豪誉为“潇湘三女杰”[11] ，她们的女权与女学思想成为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5]
“辛亥三杰”的多种说法之一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24-27]
“绍兴三杰”为秋瑾、鲁迅和周恩来。[28]
孙中山称秋瑾为“最好的同志秋女侠”；题词：“鉴湖女侠千古巾帼英雄”；楹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绍兴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三烈士，于光复事业，功莫大焉！”；在所著《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再次把秋瑾与徐锡麟、熊成基等革命志士并称，褒扬其革命功绩。[29]
周恩来给表妹王去病题词：“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他认为：“秋瑾是一个带头打破“三从四德”这种封建束缚的“新女性”，是一个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驱者”。“秋瑾是资产阶级革命家”。[30]
范文澜在《中国妇女》杂志发表一篇回忆性的学术文字《女革命家秋瑾》，径称秋瑾为“女革命家”，认为：“秋瑾是中国历史上妇
孙中山为秋瑾题词
女的伟大代表人物。”“她认定革命是救国的唯一道路”，并“坚决走革命道路”。“她在轩亭口从容就义，用纯洁的血为中国妇女画出了一条鲜明的路线来，后来千千万万的爱国妇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队伍，正像秋瑾所希望的那样，为“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31]
郭沫若为《秋瑾史迹》作序，称：“秋瑾烈士是中华民族觉醒初期的一位前驱人物。她是一位先觉者，并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了给反封建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崇高事业。她在生前和死后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32]
吴玉章题词：“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秋瑾烈士永垂不朽！”宋庆龄题词：“秋瑾工诗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能跨马携枪，曾东渡日本，志在革命，千秋万代俦侠名。”[32]
邓颖超题词：“秋瑾女杰，坚强不屈，英勇就义，永垂不朽！”康克清题词：“秋瑾英烈，光照千秋！”这些题词，既是对秋瑾革命功业的颂扬，同时又时刻提醒国人深切缅怀秋瑾的革命业绩。[32]
《南方报》称：“学界中人以秋女士实为女学界不可多得之人，名誉卓著，咸皆惨惜。”
《时报》相继发表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的来稿《秋女士传》和《纪秋女士遗事》，认为秋瑾是一个如“俄之苏菲亚、法之罗兰夫人”一样的女权革命者“。[6]
《中华民国史》李新主编：“秋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一位杰出的女英雄。”
《辛亥革命史稿》金冲及、胡绳武著，更是明确地认定：“秋瑾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杰出的女革命家”，“是中国第一个为民族民主革命流血的女革命家。”[6]
郑云山、陈德和著的《秋瑾评传》论证了这样一个中心论点：“秋瑾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爱国者。”[33-34] 这是大陆学者普遍接收的有代表性的观点。[6]
杨碧玉著的《秋瑾政治人格之研究》从政治心理学的方向探讨这样几个问题：“秋瑾为何成为清末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秋瑾采用什么方法与态度以达到其提倡妇女运动的目标及革命的理想？秋瑾何以能为革命而从容就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具体探讨，其对秋瑾历史地位的基本评价是：秋瑾是“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位女烈士。终其一生，她都在为伸张女权而奋斗，在为革命建国而努力，把妇女运动与排满的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35] 这是大陆学者普遍接收的有代表性的观点。[6]
吴玉章：“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她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事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而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36] 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离不开作为“半边天”的女性。秋瑾有幸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因而成为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一面旗帜：一个代表近代中国女权革命女性的颇具象征性意义的标志性历史人物。[6]

轶事典故编辑

墓葬后记
秋瑾遇难后，无人敢为其收尸，中国报馆“皆失声”，生前好友吕碧城、吴芝瑛设法与人将其遗体偷出掩埋。[37-38]
1908年，生前好友吴芝瑛将其遗骨迁葬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因朝廷逼令迁移，其子王源德于宣统元年（1909年）秋将墓迁葬湘潭昭山。[9-10]
1912年，湘人在长沙建秋瑾烈士祠，又经湘、浙两省商定，迎送其遗骨至浙，复葬西湖原墓地。后人辑有《秋瑾集》。[9-10]

秋瑾看戏
秋瑾在北京最惊世骇俗之举是“上戏园子”。当时的宅门女性都是在家中听“堂会”，不可能抛头露面去戏园子，戏园子也不卖“昆客”的票。秋瑾坐着西式的四轮马车去听戏，开创了上层社会女性进戏院的先河。[39]

夫妻关系
秋瑾出生在福建厦门，生长在浙江绍兴，1895年，19岁的她跟随做官的父亲秋寿南来到湖南省湘潭县。秋寿南在当地结识了湘潭首富、曾国藩的表弟王殿丞。王见秋瑾生得秀美端庄，聪慧可爱，就托媒人送礼给儿子王廷钧提亲。秋瑾对于这桩婚事十分不满，但在封建社会里，儿女的婚事只能依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896年4月20日，王家彩銮花轿吹吹打打把秋瑾迎了过去。[40]
王家虽锦衣玉食，但志趣高尚、性格刚烈的秋瑾并不喜欢过养尊处优的生活，更受不了封建家庭的种种束缚。比自己小两岁的丈夫王廷钧，在志趣、爱好上也与自己毫无共同之处。她叹息道：“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王廷钧一不好读书，二不务正业，每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当时正值中日战争结束，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秋瑾时常劝丈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要好好读书，为将来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个人的前途着想。”王廷钧却说：“朝廷只能割地赔款，委曲求全，我们这些匹夫有个屁责。”还有一次，他们谈到了谭嗣同，秋瑾赞扬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视死如归，是一位伟大的维新志士。而王廷钧却大骂谭嗣同是中华乱党、士林败类。两人互不相让，差点吵了起来。秋瑾内心十分痛苦，她在一首诗中写道：“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表达了她对王廷钧的不满。[40]
秋瑾在湘乡荷叶塘和湘潭两地苦度了六七年时光，生下一儿一女。尽管王家生活优裕，但她与周围的人毫无共同语言，内心异常苦闷。在感情方面，她极力排拒王廷钧，对其言行嗤之以鼻。后者屡遭冷落，又无力抗衡，便另寻温柔之乡，流连秦楼楚馆，攀折倡条冶叶。这世界原是非常奇怪的，评议同样一件事，人们所持的却往往是双重标准。王廷钧不是蔡松坡那样伟大的革命家，也不是苏曼殊那样潇洒的名士，他眠花宿柳，风流便成下流。[40]
秋瑾嫉恶如仇，平日最看不惯男人蓄妾的陋俗和嫖妓的淫性。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记，当年，湘人陈范家中饶有资财，携二妾湘芬和信芳远赴东瀛，红袖添香读洋书，好不惬意，秋瑾哪能看得惯他这副德性？她认为陈范拥妾而骄是玷污了同胞的名誉，便极力促成湘芬和信芳脱离了陈范的掌控，从此人格独立。后来，陈范见利忘义，竟将女儿陈撷芬许配给广东富商廖某为妾，又是秋瑾公开反对，使婚事泡了汤。另据徐自华的《秋瑾轶事》所记，有一次，她们同游上海张园，小憩品茗时，秋瑾见一名留学生挟一名雏妓乘车而来，在这花娇柳媚之地，露出一副轻狂放浪之态，她忍无可忍，立刻上前用日语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那人还算识相，赶紧灰溜溜地走了。徐自华静观这一幕，不由得打趣秋瑾横加干预是“真杀风景”。秋瑾则爽爽脆脆地回答道：“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40]
1903年，王家花大钱在北京为王廷钧捐了个户部主事的官职，秋瑾也随丈夫迁到了北京，住在绳匠胡同。秋瑾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生活也不习惯，常常感叹：“室因地僻知音少，人到无聊感慨多。”后来她又搬到南半截胡同居住，在这里认识了王廷钧的同事廉泉的夫人吴芝瑛。吴氏夫妇思想较开明，崇拜孙中山先生，且在文学、书法等方面都很有造诣。秋、吴二人很快成为知己。[40]
秋瑾的革命志向与理想，不仅得不到丈夫的理解与支持，反而遭到他的训斥：“这是男人的事情，你休胡思乱想。”秋瑾也不示弱：“我要去寻求真理，女人也有救国救民的责任。”两人吵得互不相让。王廷钧知道秋瑾是个说得到做得到的倔强女子，要说服她是不可能的，只好采取卑劣手段，趁秋瑾不备，偷偷将她的珠宝和首饰及积蓄全部窃走，妄图以此来阻挠她赴日。秋瑾气愤地说：“你可以窃去我的钱财，但你捆不住我出国留学的决心。”秋瑾变卖了仅剩的财产和衣物，加上吴芝瑛等人的资助，于1904年4月只身东渡日本，从此迈出了她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40]
在日本，秋瑾结识了不少进步、探索革命真理的青年，组织起“共爱会”，参加反清秘密团体“三青会”，会晤了孙中山，和黄兴、喻培伦等人一起加入了同盟会，为救国救民而积极奔走。对于这些，王廷钧均有所闻，极力反对，两人思想的距离越来越远。秋瑾在日本三年，两人从无书信来往，夫妻关系名存实亡。1906年冬秋瑾听说王廷钧纳妾的消息，反而高兴，觉得有了与王廷钧脱离
秋瑾形象
关系的理由。于是，她给大哥秋誉章写了一封信，请大哥代她办理离婚。秋誉章几经奔波，由于王廷钧的阻碍，离婚之事未成。[40]
1907年春，秋瑾由日本回国，为联络光复会、洪江会以及策划平礼起义事宜，女扮男装，潜往长沙，住在朋友家里，人们都称其“秋伯伯”。其时，她曾去王廷钧家看望子女。王家人以为她穷途归来，回心转意，盛情接待，希望夫妻破镜重圆。但又暗中监视，不让她再次出走。秋瑾借口出去看戏，从后门溜出，沿湘江乘船而去。秋瑾此次的湘潭之行，便是她与王家的诀别。[40]
《秋瑾全集》如《将赴沪别寄尘》诗（四章）：“临行赠我有新诗，更为君家进一辞：不唱《阳关》非忍者，实因无益漫含悲。……”“题解”说明：1906年5月，秋瑾离开浔溪女学，前赴上海，临行时，徐寄尘和学生们送到江边。临别，秋瑾写了这四首诗，徐寄尘姊妹也写了送别诗。又如七绝《古意》诗：“金屋无人见泪痕，坠欢如梦黯销魂。秋风一夕捐纨扇，雪落人间弃妇恩。”题解说明：1903年夏天以后，秋瑾与其丈夫王廷钧经常冲突，秋瑾曾负气出走。后王廷钧竟想纳妾，秋瑾当然进行了反抗。她内心深处有苦痛，深感遭到了遗弃。此诗借古意表达了她的悲伤感情。[41]

中国女报
1907年，为了有力地宣传妇女解放，发动妇女团结起来参加斗争，她决定创办一份便于普通妇女阅读的杂志――《中国女报》，提出创办的宗旨，是要“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42]
秋瑾对此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在这两期上发表了《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看护学教程》、《勉女权》等文章、诗作。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中说：
“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
秋瑾中性照
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她痛心于当时广大妇女尚不觉悟，希望妇女们不要安于命运，立志从经济上获得自立的能力，以摆脱奴隶地位，争取女权。据说，许多妇女看到这些文章后，感动得流出眼泪，并开始了深刻的思考。
秋瑾重视妇女们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她努力创办《中国女报》，要把它作为“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她还把争取女权的解放与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紧紧地联结起来，号召妇女们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与男子一起承担责任。她在《勉女权歌》歌中写道：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
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等。
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作为女权运动的先驱者，她号召妇女们“奋然自拔”，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建“素手”之功。[14]
《中国女报》在该年3月出版了第二期后，因秋瑾忙于准备武装起义，加之财资困难，不得不中辍。6月17日，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编辑好的第三期杂志“约于此月，必行付印”。然而时至7月13日，秋瑾因武装起义失败被告密而被捕，不久被清廷杀害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1岁。《中国女报》虽然仅出版两期，却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并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